（受访者提供/图）
2025年6月末，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典礼上，中文系老师汤拥华公开致辞《像我们这样想不开的人哪》。不同于传统致辞，这份致辞引入了时下流行的短剧元素，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掀起一阵讨论热潮。在致辞玩梗、诙谐的表象下，不乏关于文科的意义和困境的讨论。“我的痛苦，被听见了。”一些中文系学生在致辞下的留言成为网络时代的诉说墙。
意外出圈后，汤拥华一再强调“我只是中文系非常普通的老师”。为什么要在这样的重要场合“玩梗”？事实上，汤拥华早已在大学课堂上引入“短剧桥段”作为讲课时举例的素材，与此前以鲁迅、金庸等举例相似。私下里，他成为短剧的忠实用户已经有一两年的时间，每天都会拿出一些时间来刷短剧，其他休闲方式还包括开心消消乐。
以下是汤拥华的自述：
“我也曾经是中文系的”
大家都说这篇致辞火了，我一开始只当笑谈，现在也承认了，因为总有好多想象不到的读者冒出来。另一方面又觉得非常不真实，因为我不知道这些读者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
有一些同事看到致辞后觉得有趣，但是呢，他们不知道中间的一些梗。有的老师问我：这个北镇王到底是谁？我说人家是镇北王好吧。
很多以前的朋友冒出来了。有个朋友在我的朋友圈下面评论，说自己的妈妈都看到了致辞，他母亲应该七十多岁了，这不在我预设的听众群里。最初我设想的受众主要是华师大中文系刚毕业和仍在校的学生，现在俨然出现了一个庞大的群体。他们会互相召唤，“诶，我也曾经是中文系的。”哪怕他们分布在各行各业，并不都是在从事中文相关的工作。
我感觉这份毕业致辞像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开同学会，每个中文系的学生都会想起当初那四年，想起读中文系的时光。
我们中文系研究文学，经常需要去听见别人的心声，去理解其他人，尤其是理解那些想不开的人，理解那些内心有一种郁结却很难对人明言的人，同时自己也想被听见。这种“想”不是理直气壮的，不是要求别人听到，而是希望有这么一个契机被听到，这份致辞可能就是这样的契机。
我们这些学文科的人，看上去很多地方不太有用，也很难为社会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，有时还有很多小脾气，被人各种诟病。但就是这样的我们，内心会有种特别的东西在，如果有一个机会，有人把它表述出来，那真是难得。在我们分享这篇致辞文章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在这里互相听到，让“想不开的人”听见彼此，也是不错的事情吧。
人的心灵怎么去定义？任何数据能计算出的东西都可以被模仿替代，恰恰是这种无法定义、只能去感受的东西，反而是宝贵的吧，只是在生活中看起来好像没那么“有用”。
我在致辞中写到一个细节，最近的古装短剧虽然处处都在节约成本，但是一部部都开始造雪了。很多时候，雪下得很假，下得很浮夸，下得毫无必要。但是，一心拔刀的人为什么也喜欢下雪呢？因为人总有想不开的时候，总有出神发呆的时候，“欲将轻骑逐，大雪满弓刀。”或者这句：“在一首诗中给我三秒钟的寂静，我就能在其中写出满天的乌云。”
现在流行的是“功利”，这两年大家也都在参与这样的形象表达，比如说“智者不入爱河”，“找男朋友、找女朋友都是很浪费时间的，只有钱是真实的”。但是在做符合这样预期的短剧时，为什么要在一些时候下雪？为什么我们还是会考虑到：人其实会做很多“无聊”的事情。
很多读者谈到在这里被触动。是啊，我们已经理所当然地浪漫不起来了，“何必授柄他人，徒然刺伤自己”，但是，要做到完全的功利就像做到完全的浪漫一样，谈何容易！只要一片雪花飘起，我们就能听见雪落的声音，那其实是我们自己内心的“杂音”。
我们并没有像我们以为的那么功利，那么“刀枪不入”。我们其实为自己、为他人做了太多并不是那么有用的事情，也许正是这些事情，定义了我，也定义了人。
短剧和开心消消乐
我曾在很多场合谈到短剧，但并不是在研究它。研究短剧是一个专门的工作，有很多传播学、影视研究或者文艺理论研究的学者在做，那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。
我只是把看短剧当成平时的休闲娱乐，我还玩开心消消乐，这些其实就是填充空闲时间。说得更准确些，是填充本来应该工作而又懒得工作的时间。
在开始看短剧之前，我看韩剧、日剧，再之前，我的大部分空闲时光都被美剧所占据。我会为自己找一些学术的借口，比方最初看日剧，是为了写一篇关于日本文学批评家柄谷行人的文章。那时，我对日本文化不太了解，就选择去看电影、看剧。我喜欢出演《东京爱情故事》的铃木保奈美，就为她写文章，天海佑希、长泽雅美、绫濑遥等演员我也很欣赏，就把她们放进PPT，带到课堂上。
这是我个人的性格特点，有时候看到自己可以按部就班地完成一个工作，会不自觉地慢下来，找点事情消磨时光。很多朋友批评我，说做学问应该更加专注，他们说得非常对。但是，我努力过很多年，效果一般。
我的生活方式、思维方式的特点可能就是发散型的，我并不热衷于主动探险，更愿意通过一些偶然的契机接触原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，然后尽可能融会贯通地去思考问题，直到慢慢形成一个思路。这会浪费很多时间，但性情如此，没什么可抱怨的。
我的趣味比较大众化，私下不太去关注非常难、非常高雅的东西。我有时候会特别羡慕，每当国外一个名字很冷僻的人去世的时候，有很多朋友第一时间发朋友圈纪念，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，尽管我是一名被认为应该博览群书的大学中文系教授。
我关心普通人的喜怒哀乐，非常愿意把普通人的生活代入我的思考中。去理解人，尤其是理解人的困难，有时要通过经典作品去理解人性，中间可能有波澜壮阔；但也有一些时候，要通过大众的东西去理解普通人遇到的麻烦。这种麻烦并不新鲜，甚至是很粗糙的矛盾，但要去面对、去解决。看短剧的时候，我在很多地方都能体会到一个普通人的想象力，比如突然一下变得有钱有权，可以啪啪打坏人的脸，这是一种俗气的快乐。作为短剧观众，我并没有比其他观众更高明的地方。
这一两年我才开始看短剧。起先我不知道短剧是什么，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，以为是荒唐的社会新闻，一点进去，就变成一个剧了。一不小心看了几集之后发现还要充钱，忍不住诱惑，充了钱。再后来发现不用充钱，看广告也可以。
我现在看短剧是通过看广告来免费看全集的，我的底线是不能花钱，只能花时间。我平时玩开心消消乐也是这样，不充钱。
玩过开心消消乐的都知道，如果要增加两步，是要好几块钱的，我通过看消消乐的视频来增加两步。在不花钱的情况下，如果技术能力一般，隔段时间就被强制休息，等待游戏的“精力”恢复才能继续玩，这种强制下线对我当然也是好事。
我不会选择通过转发给别人来增加步数，因为耽误自己的时间已经很不好了，不能再去耽误别人的时间。短剧、开心消消乐，这些都是娱乐，我得给自己设一个底线。直播也是很容易上瘾的，它与用户有一对一的接触互动，增强互动性的重要一点就是花钱，如果你为直播花过钱，你就会被它抓住，很容易就陷进去。如果不花钱，总还在一个可控范围内。
我看短剧最长的时候大概是三四个小时，记得那次是晚饭后开始看，正式开始工作时已经是晚上10点，我早就是老花眼，看完感觉眼睛都不行了。另一个看短剧的时段是上床之后，有时居然会刷一个多小时，这是绝对的恶习，绝对不推荐。
看短剧的时候，我会意识到，不能让它完全影响到我的生活，只能把它作为一个正常状态下的调节。正常状态下人本来就需要休闲嘛！
汤拥华和学生们一起参加读书会（受访者提供/图）
短剧讲“现实”，文学讲“真实”
我看过的短剧不少，工作被短剧所累的时候，会产生“罪恶感”。但有时回头想想，我并不是从看短剧开始“堕落”的，我一直比别人花了更多的时间在那些看上去没有益处的事情上，甚至不是养花养鸟、琴棋书画这类风雅之事，就是纯粹的浪费时光，看短剧的“罪恶感”反而被平衡了一些。
短剧往往价值观非常明确，这与传统的民间故事相似，在那些妈妈给小朋友讲的故事里，一般都带有道德教训的意味。在短剧中，我们能看到它从头到尾都在讲道德、价值观，哪怕是坏人，都是满口仁义道德。这些道德教训能让观众产生代入感，一下子分出好人、坏人，这样故事的眉目就清楚了，就能看得下去。
纯文学作品一般不直接给道德教训，而是去展现人性的真实和复杂。这是短剧不能替代文学的原因之一，如果世界上的问题都以短剧的方式解决，可以非常清晰地分出善恶，而且善恶有报、邪不压正，那我们整个现代文化就是白折腾了。
我们能够叫得出名字的经典文学作品里的人物，往往很难辨别善恶对错。短剧利用善恶之分将我们带入情节，而文学作品通过情节将我们带向善恶之分的困境，从而让我们意识到生活的复杂性。短剧喜欢讲“现实”，现实就是只有财富地位才是硬道理；文学讲“真实”，世界上有那么多想不开的人，再想得开的人也有想不开的时候，这才是生活的真实。
最近一年多，我在课堂上引入“短剧”作为例子后，同学们有时候会笑话我，说汤老师是真爱短剧啊，我说我反正就这么几招，你们不让我讲这个，我就会讲别的东西，比如理查德·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思想如何，照样能让你们耳朵生茧。搞理论的人嘛，一旦思考一些问题，每天都思考那些问题。一旦举一些例子，每天都举那些例子，就像牛在反刍。
在课堂上讲短剧有什么好处呢？教师举例子要有一定的公共性，比方说举鲁迅的例子、张爱玲的例子，同学们会比较熟。如果举个冷僻的作家，相当于是几年前的短剧，知道的人少，讲了也白讲。短剧是非常模式化的，它并不需要真的去讲某一部短剧的差异化内容，这种设置就像游戏一样，每个类型角色在不同短剧中的表现都差不多，非常适合举例子。
不管是什么样的例子，在举例前我都要考虑到学生没有特别的需要一定要了解这个例子。再就是，举这个例子，我究竟要去表达什么？我是不是真的有什么值得说的话？炫耀自己看过某部短剧，不过是炫耀自己比学生更闲，这比炫耀自己看过某本冷僻的书更糟糕。在举一些大众文化的例子时，教师不要觉得自己在亲近学生、俯下身子去贴近他们，了解学生熟悉的内容就很了不起，而是能真正在其中发现打动自己的东西。
如果举出一个例子，只是为了可以对学生说，“你看，我比你们有更多的生活经验”，“这么好的作品，你们都没有看过吗？”学生会很反感。不管老师研究的领域多么专业、取得什么学术成果、对社会做出什么贡献，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就是学生应该感兴趣的、需要的。
我这学期开了一门关于文学批评的课，上第一堂课前我就对同学们说，“我要保证这一学期不说这样的话：‘我们当时的生活比你们的更有价值’，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讨论。”
我只是一名普通老师
与课堂上的学生们相比，我是“您那一代”人。我是1976年生人，1994年参加高考。我读书时是高三分文理班。高二之后的一次会考，我不小心考了全班第一，全年级第六（一共6个班）。当时班上的主要老师都去教理科，我想学文科，但谈不上坚定，老师劝我读理科，我看天快黑了，得回家了，就同意了。这不怪老师，那时候流行一句老话，“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”
后来我高考发挥一般，去了常德师范高等专科学校（今天的湖南文理学院），本来是物理系，我赶紧转专业到中文系，此后从求学到教学，没有再离开过中文系。专科毕业后，我先是通过自考拿到湖南师大的本科文凭，再到上海大学读硕士，又到华东师大读博士，到上海师大读博士后，还去复旦大学做过访问学者。
2006到2016年，我在浙江工商大学教书，那是一个商科氛围比较浓厚的学校，中文不是主流专业。在上大学语文这种跨专业的通识课时，我能感觉到同学们学习的投入程度不是特别好。但我作为老师，不会因为这一点生气。
因为永远会有一批同学，他们是很自然地喜欢文学的。在浙江工商大学教书时，我和一些老师、学生自发组了个读书会，取名“钱塘读书会”，师生一起读经典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。
读书会一般一周办一次，我们一起读书、讨论，有时候吃点东西、喝点东西。学校每年9月开学，不久就是中秋节，月圆之夜，我们会在校园里走一走，朗诵海子的诗“月亮 你寒冷的火焰”；讨论一些古诗词的时候，我们会假装古人在饮酒论诗，用塑料杯子装点二锅头喝。
当时只觉得好玩，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有点做作。但就像艺术史家贡布里希说的，人总得先附庸风雅，才能学会风雅。再回想，也有种诗意的纯净在其中。我们没有什么功利目的，就是做这个事很开心。因为对文学的共同爱好，召集起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轻人，他们未必以后选择文学的道路，但我们每个人都会在相聚讨论的这两三个小时里感受到快乐。
那样一种做作而纯粹的快乐，其实不是人文学科专有的福气，而是大学的福气。读中文系并不是完全浪漫的，不是一天到晚终极关怀。在大部分情况下，文科的大学教育也是瞄准考试、论文、绩点的。不管我们读什么、想什么、讨论什么，都在这个框子里发生。
现在我在高校做老师，这同样是一份有框子的工作。比如评职称，要看老师所上课程的学生评教情况，如果有30%以上的课排在评价的后30%，就比较被动，如果是在后5%，那就更糟糕了，这是硬性要求。
大学老师既是学者又是老师，作为老师能获得最直接的情感反馈。有时候看到学生不投入，我也会有点灰心，跟他们讲这些干嘛呢，他们也不会有共鸣。当老师上课过于认真的时候，有些同学还会觉得老师很奇怪，何必为难学生呢。这时候，有的老师干脆就随便一点，“利人利己”，但也有一些老师随便不起来。我的毕业致辞标题“想不开的人”，也包括这样一些老师，这样一些学生，他们不是想不到，只是想不开，是要去认真上课的。
现在，我在大学教书近20年了。上课的时候，我不会提醒同学们不要刷手机之类——每天看短剧的老师提醒这个，合适吗？
我想，站在我面前的同学们，他们已经有足够优秀的学习习惯，对自己想要什么也有足够的认识，虽然受惰性的影响会在某些方面分散注意力，但是我们做老师的尚且如此，更不用说他们了。而我，只是中文系一名非常普通的老师，每迎来一批新的学生，我就像是短剧里那样重生一次。青春是可以把自己浪费给自己的季节，不说“下雪”的梗了，我现在想到的表达是：晴朗的春日，凉爽的夏天。
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王梦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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